今年，中国的绿色贷款余额，在2022年三季度末突破20万亿大关，达到20.9万亿元。
央行公布的上述数据同比增长41.4%，高于各项贷款增速三成。仅从绿色贷款的投放“量”来看，中国已经全球领先；但从绿色贷款的“质”来看，仍有诸多难题待解：
绿色贷款标准不统一、环境数据缺失、相关信贷产品单一等问题正制约着绿色贷款的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冰鉴科技研究院调研发现，一线绿色贷款项目甄别方式仍较为粗放，主要依靠对照环保产业目录进行人工筛选，资金更多地投向银行熟悉的绿色环保行业，而对于非绿行业、高碳行业，在考虑到投入成本、建设周期和坏账率的情况下，很多银行都不敢轻易尝试。
科技手段的应用，为银行绿色贷款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改变绿色贷款重“量”不重“质”的现状，亟待监管、行业、从业机构和科技公司各方形成合力，共促智能科技在绿色金融领域发挥实效。
一、绿色贷款发展现状
1、全国绿色贷款余额增速明显，六大行绿色贷款规模占半壁江山
据央行数据显示，国内绿色贷款保持高速增长，今年前三季度绿色贷款余额增加4.88万亿元。
2022年三季度末，国有六大行绿色贷款余额合计约11.51万亿元，占整个绿色贷款市场的55%左右，排在前三位的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就增速来看，中国银行绿色贷款增速最快，约36%。此外，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增速均超过30%。
全国性股份行中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绿色贷款余额分别为5711.33亿元、3946亿元、3132.38亿元、1819.22亿元、1629.32亿元、1049.60亿元。其中，作为全国第一家“赤道银行”，兴业银行成为我国唯一一家绿色贷款规模比肩国有六大行的股份制银行。所谓赤道银行，是指在项目融资中采用“赤道原则”的银行，该原则在贷款过程中重点关注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影响，目前已有几十家跨国银行明确实行赤道原则。其余股份制银行也不甘示弱，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绿色贷款较上年末增速均超过50%。
2、头部城商行绿色贷款发力明显，江苏省城商行尤为亮眼
相较于国有六大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区域性银行绿色金融规模尚小，但它们的绿色贷款余额增速明显。截至2022年上半年末，江苏银行、南京银行、北京银行绿色贷款余额在城商行中遥遥领先，分别实现金额1999亿元、1218.37亿元、927.85亿元，较2021年末分别增长57%、23%、95.55%。
地处江苏省的江苏银行、南京银行是千亿元阵营中成员。
其中，江苏银行高居首位。作为全国第二家、城商行首家“赤道银行”，江苏银行绿色贷款业务在城商行中可谓一骑绝尘。2022年中报显示，上半年，江苏银行绿色融资规模突破 3000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44%；全行绿色贷款余额 1999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57%。绿色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重在人民银行总行直管的24家银行中位居第三位。
南京银行则新进千亿元俱乐部。2022年中报披露，南京银行综合使用苏碳融、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等金融产品，持续强化绿色金融实体客户营销与拓展，截至6月底，绿色金融贷款余额1218.37亿元，覆盖2085户客户。此外，南京银行2022 年上半年在泰州、无锡、南通、苏州新设四家绿色支行，通过专项额度、差异化定价等多项措施发展绿色支行业务。
3、贷款投向：集中在基础设施绿色升级、清洁能源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
根据央行三季度末数据，我国绿色贷款20.9万亿元余额中，投向具有直接和间接碳减排效益项目的贷款合计占绿色贷款的66.4%。具体来看，2022年前三季度，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仍是占比最大的三个绿色贷款投放领域。
分行业看，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绿色贷款余额5.33万亿元，占比最高；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绿色贷款余额4.48万亿元，居于第二。
二、绿色贷款难点
商业银行绿色贷款是绿色金融体系中的中坚力量。过去几年里，中国的绿色贷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仍存在着一些难点：
1、绿色贷款标准尚未统一，操作性不强
国际上的绿色贷款一般以“赤道原则”为标准，我国采用赤道原则的银行有9家，除兴业银行1家股份制银行之外，其余8家银行中7家为城商行，1家为农商行。大型国有银行作为绿色贷款的主力均未加入，我国在绿色贷款的标准方面尚未能统一。
公开资料显示，赤道原则形成于2003年。这是一套由花旗集团和ABN美洲银行等全球主要金融机构参照世界银行下属国际金融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和准则而制定的自愿性金融业基准。
赤道原则作为项目融资行业的国际标杆，旨在通过对项目融资中的环境和社会风险进行判断，评估和管理，倡导金融机构履行对项目融资中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审慎核查义务。
与赤道原则相比，我国的绿色贷款评价方式较为宽泛，赤道原则要求针对评估问题开发管理机制并建立投诉机制，要求评估报告由独立第三方审查，而我国出台的《绿色贷款指引》、《绿色贷款实施情况关键评价指标》、《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等政策文件并没有相关要求。
虽然绿色金融已成国策，但尚缺乏强制力，绿色贷款的标准也多为综合性、原则性的，并没有具体的实施指南、环境风险评级等。往往是各地区、各银行根据自身需求，分别制定具体的绿色贷款操作指南和信贷标准。不同的指南和标准导致了在绿色贷款的执行中存在很大随意性，往往同一家企业在不同的商业银行获得的绿色贷款额度不尽相同，甚至有些还差别甚大。
2、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较低，滋生“洗绿”和“漂绿”
科学、标准化的环境效益信息披露制度是绿色贷款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石。当前，国内对于企业的环境效益信息披露缺乏强制性执行的统一标准，国际标准如《可持续发展关联贷款原则》使用了可持续发展绩效指标(SPTs)来对绿色项目进行筛选，而我国尚未采用专业指标对绿色项目进行评估。行业标准的缺失，导致披露积极性不高，即使披露，内容和质量也参差不齐，缺乏可比性，也无法进行核查。
而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绿色金融发展支持力度的加大，各地针对绿色项目制定的一系列一次性奖补、专项资金、税收优惠等奖励政策相继推出。巨大的利益加上无法核验的信息催生了部分企业伪造绿色标签或虚构绿色项目来骗取绿色贷款优惠的现象，即“洗绿”和“漂绿”。
环境效益信息披露机制不够健全，企业环境评价信息等尚未实现共享，对于很多商业银行尤其对于中小银行来说，难以及时全面地掌握真实情况，无法有效地进行绿色项目的识别、风险管理成本高，进而制约绿色贷款的发展。
3、绿色贷款产品创新欠缺、尚不丰富
绿色贷款支持的领域一般科技含量较高、项目投资较大、建设周期较长，且需要银行给予较低的利率，风险较大。尤其是对于一些银行自身并不了解的行业而言，在考虑成本和坏账率的情况下，很多银行更加不敢轻易尝试。
目前我国绿色贷款专注的行业有限，主要集中在电力、热力、燃气、交通运输、水生产、仓储和邮政等国有或政府类项目，依靠国家将其引入绿色贷款，工业企业目前获得的绿色贷款仍然没有占据主流位置。据某股份制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该行绿色贷款最热的投向是光伏及风电，“其他行业都未形成标准产品，操作起来比较困难，所以投的也少。”
再则，目前的绿色贷款产品更多倾向于绿色行业，绿色转型贷款即非绿行业的金融产品相对较少。在刚刚闭幕的G20峰会上，一致通过了《2022年G20可持续金融报告》，支持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在制定转型金融框架、完善金融机构净零排放承诺、发展可持续金融工具等领域取得的成果。其中的转型金融框架，体现出一个全球的共识，即建立一整套用于促进高碳排放行业开展低碳转型的融资体系，加大对非绿色行业转型过程中必要的资金支持。但目前国内对于非绿行业转型改造的金融产品还远远不够，这也是导致现有绿色贷款产品丰富度欠缺的一大原因。
4、一线绿色贷款项目筛选方式仍较为粗放
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信息披露制度亦不够健全，绿色项目的识别和筛选成为绿色贷款的一大难点。然而，据冰鉴科技研究院调研访谈，目前多家银行基层对于绿色贷款的筛选还处于比较粗放的阶段，大多数一线从业者放款的标准仅为根据行业目录筛选，多靠人工审核，缺乏精细化的运作，更加不能保证项目的“绿色”质量。
三、智能科技能为绿色贷款做什么？
根据中国金融学会绿金委发布的报告，我国未来30年的绿色低碳投资累计需求将达487万亿元。绿色贷款在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绿色项目难以识别、信贷风险难以把控等问题也亟待解决，在这过程中，智能科技将大有可为。
第一，在智能营销阶段，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可以实现对海量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准确地发现企业和客户在不同场景、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绿色金融需求，为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提供数据支持，促进绿色贷款产品创新丰富和绿色贷款业务规模提升。
第二，在贷前审批阶段，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可以有效地破除“数据孤岛”，将国内外各种绿色标准进行对应，对各类标准化及非标准化数据进行实时抓取，为金融机构绿色贷款决策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防范“漂绿”和“洗绿”，在提升金融机构绿色识别效率的同时降低成本，并有效地解决国内外绿色标准不一致等问题。
第三，绿色贷款的担保方式，当前仍采取固定资产抵押为主，收益权质押为辅的手段，而涉及碳排放权、排污权、用能权等权益融资的创新产品较少。这就需要把企业的环境风险评级、碳排放管理水平、排污权交易数据、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指标与财务指标一起纳入风控模型，智能化预测贷款质量并进行科学定价，有效提升对绿色企业的融资支持效率。
第四，在贷后阶段，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建立自动化的贷后监测系统，对绿色贷款资金投放企业进行监测，并进行主动智能分析和及时推送预警。
最后，利用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探索绿色供应链金融服务。搭建包括绿色企业、上下游供应商、银行和监管机构等多方参与的绿色供应链金融平台，将绿色项目贷款信息等实时上传，有效监管资金使用情况、精准定位绿色金融需求、降低违约率、提升产业链整体绿色水平，在为绿色核心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带来更高效、更可靠的供应链金融服务的同时，促成更精简和可追溯的工作流程。以新能源车产业链为例，该行业具有传统行业不具备的长产业链条，涵盖上游的原材料、各种智能零配件、中游的电池制造以及下游的整车制造和销售等，亟需供应链金融的方式提供融资支持。
目前，国内前沿的科技公司如冰鉴科技也在围绕绿色金融解决方案进行探索，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并通过深度了解应用场景，提升智能科技与绿色贷款业务的联动，冰鉴科技已推出ESG风控解决方案，致力于帮助金融机构消除绿色贷款业务的“信息差”， 更好地识别绿色项目、绿色主体，助力绿色贷款发展。
四、多方合力求解难题
近年来，我国的绿色贷款发展迅速，但标准不统一、数据缺失、产品单一等问题也制约着绿色贷款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解决这些问题，完成“双碳”目标，需要多方合力。
从政策层面来说，由央行、发改委、银保监会统一和明确绿色贷款项目的认定标准，加强绿色金融领域信息披露的强制性、真实性、标准型和准确性，帮助金融机构降低绿色项目的认定成本，鼓励和引导其投资绿色项目和企业。在这些大框架下，再由各个地方和行业制定细则，真正探索适合不同场景、不同领域的绿色资产的识别、定价标准。同时，提高包括绿色贷款在内的绿色财务指标在MPA考核中的地位和考核权重，增强银行发展绿色金融的意愿和能力。
此外，发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示范带动作用并适当扩容。目前国内已拥有包括广东、浙江、江西、贵州、新疆、甘肃、重庆7省(区/市)10地在内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多位业内人士均表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成效斐然。进一步扩大试验区范围，不仅将继续支持地方绿色产业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还将持续提升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业务水平。
从行业层面来说，加强绿色数据库的建设，进一步推进不同市场主体数据库之间的打通与共享，解决获取企业环境和气候数据时的壁垒问题，让整个行业从源头上识别什么是真正的绿色项目，什么是伪绿色项目。
同时，打造权威的独立第三方的评估体系，培养具有市场竞争力和说服力的第三方品牌，参与到绿色项目的评定中来。
从从业机构层面来说，需要尽可能将风险在贷前、贷中、贷后等信贷全周期中筛选出来并进行管理，具体而言：
1、运用机构内外部数据，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实现客户涉诉、涉罚等负面信息实时抓取，对客户进行精准“画像”。在贷前尽可能筛选出漂绿、洗绿项目，解决绿色贷款风险底线问题。
2、将环境风险评估嵌入信贷评估系统，实现环境风险的自动评估，减少因环境专业知识缺乏、人为主观审核偏差而造成风险评估的偏离。
3、实现绿色贷款的精细化管理，对资源环境科学合理定价，并根据环境效益的测算结果及时调整信贷政策，优先为低碳项目开通快速审批通道。
4、打造贷后管理监测系统，强化贷后管理，确保绿色贷款资金真正流向绿色产业的领域和企业。
金融机构也可以选择与科技公司合作，简化对绿色项目识别与筛选的过程。尤其是中小银行，相较于大行，在资金成本、单户额度和风险控制等方面都处于劣势，绿色贷款的投放也受到如绿色项目识别能力、环境效益计量能力、环境风险管理能力等专业能力的限制，因此，中小银行选择与科技公司合作，实现绿色贷款的降本增效，不失为一种选择。
此外，鼓励多层次市场化的绿色贷款发展体系。鼓励国有六大行推出标准化、规模化的绿色贷款金融产品，解决规模发展问题，即绿色贷款“量”的问题；在绿色贷款产品创新方面，中小银行更加灵活，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定位探索创新出更多“小而美”的产品，因地制宜地解决当地企业的绿色转型问题，解决绿色贷款“质”的问题。如江苏银行先后与国家财政部、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合作，创新“绿色创新投资业务”、“苏碳融”、“绿票e贴”、“环保贷”等特色产品，满足多样化需求；如湖州银行为支持湖州当地光伏产业发展，推动本地区能源利用的低碳化转型，湖州银行创新推出“绿能贷”专项产品，助力分布式光伏发电产品的运用推广；如潍坊银行，参与青州市矿山综合治理废弃矿坑综合治理项目，提供项目融资贷款4.9亿元，有力保障矿区内废石堆的及时清运治理，使矿山地质环境得到恢复和改善。
